河本大作，日本兵库县人，1883年生，190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早在辛亥革命时期，身为陆军中尉的河本大作就被日本参谋本部派到中国湖北、四川等地从事特务活动，并在中国军阀之间挑拨离间，以唆使他们互相冲突，进行内战；上世纪20年代初，河本大作以旅行为名窜到我国山西、山东、河南、上海、广东等地搜集情

报，从事特务活动。1928年，作为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又在我国东北阴谋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此后不久，为发动“9·18”事变，河本大作还东跑西窜，煽风点火，并对我国东北的矿产资源进行疯狂掠夺。1942年9月，河本大作来山西就任侵华日军在山西的经济侵略组织——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在山西一方面从事经济侵略活动，另一方面协助日军开展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河本大作贼心不死，妄想等待时机，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故继续留在山西，充当阎锡山反共的帮凶，直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被捕。

可是，从被捕之日起，直到1955年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之前，河本大作不但未能认罪服罪，痛改前非，相反却采取种种手段，抵制和对抗我人民政府对他的审查和处理，妄图蒙混过关，逃避惩罚。

销毁罪证订立攻守同盟

早在太原[/url解放前夕，河本大作就因畏罪而大量销毁作为其罪证的文件、资料和信函等。太原解放的第二天，他又亲自携带一份封面标题为《十八春太行作战》、左下角印有“第一军参谋部”字样、右上角盖有“极密”红色印章的文件，窜到原日军军医高木应悦的家里，请高木应悦予以烧毁；太原解放的第三天，河本大作在清理原办公室的桌椅、文件箱时，将5本通讯录以及名片、文件等统统付之一炬；同一天，河本大作还指使其女秘书儿玉华子烧毁了他所保存的“关于‘对伯工作’（‘对伯工作’即日本侵略者对阎锡山进行的诱降工作。）”的文件战斗情报和来往信件，以及他来太原后所记的五六本日记。与此同时，河本大作还与监外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抵制和对抗我人民政府对他的审查。

河本大作在被太原市公安局收容的当天下午，当他的原秘书大西健前去收容所探视时，他便同大西健商定，由大西健回去在日本人中间开展请求释放河本大作的签名运动等。同时，河本大作还指示大西健，要于次日在原日侨自卫队副队长角川久吉家中提出商定事宜的落实问题。同年6月间，身在狱中的河本大作在退还原女管家儿玉鹤枝送来的酱油瓶子的瓶口上，以一纸卷作瓶塞，而在该纸上写着他在狱中有关个人经历的交代材料，暗示狱外的知情人在接受调查时，要与他统一口径，保持一致，以免露出马脚，等等。

粉饰自己开脱罪责

河本大作被捕后，在管教人员的教育和帮助下，虽然对自己的侵略罪行有所交代，但也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为自己辩解或开脱罪责的情绪或思想。

河本大作身为日军山西派遣军所炮制的侵略组织“急进建设团”顾问、“参与”，经常参加该团的会议和策划活动，并极力支持和帮助该团。但他在供述中，却说什么“我直接同建设团的接触，只是参加了在省长公署举行的建设团成立大会和东山铁矿的开采典礼。除此之外，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和策划活动。”并说山西产业会社为急进建设团出资修建宿舍和无偿提供粮食，是军司令官的命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执行。”

又如，河本大作本来是战后日军残留山西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并表示“我至死也要留在山西，坚持斗争在反共第一线。”但后来他却出示了所谓阎锡山的留用命令，说明他和其他残留山西的“日本人不能随意行动的理由”，即他是被迫留在山西的。直到1951年12月12日，河本大作在笔供中还说“留在太原的日本人……都是根据阎锡山的留用命令迫不得已留下的。”

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者

作为日本法西斯分子，老牌特务，河本大作的帝国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根深蒂固。在他的供述中，经常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他在供述中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瓦德西借口西太后逃往太原，便主张派遣山西远征军，但当时八国联军中的日军司令官“福岛（安正）少将看穿并制止德国对中国的侵略阴谋。”；“‘9·18’事变最初只是为了维护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由关东军干部板垣及石原等人策划发动的，日本政府并未有计划地设想如此深入地侵略满洲，成立伪满洲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