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中国古代战车

    　　中国古代在战争中用于攻守的车辆。攻车直接对敌作战，守车用于屯守并载运辎重。一般文献中习惯将攻车称为战车，或称兵车、革车、武车、轻车和长毂。夏朝已有战车和小规模的车战。从商经西周至春秋，战车一直是军队的主要装备，车战是主要作战方式。
　　
　　商周时期战车的形制，在《考工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述。1936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车马坑中，首次出土一辆商朝战车。坑中南端并排着器具、马骨，车内外分布着 3套兵器。从出土于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古墓中的战车可以看出，商周时期战车的形制基本相同，均为：独辕（辀），两轮，长毂；横宽竖短的长方形车厢（舆），车厢门开在后方；车辕后端压置在车厢与车轴之间，辕尾稍露出厢后，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两轭用以驾马（图1）。 商朝战车轮径较大，约在 130～140厘米之间，春秋时期缩小为124厘米左右；辐条18～24根；车厢宽度一般在130～160厘米之间（山东省胶县西庵出土的西周战车车厢宽达 164厘米）,进深80～100厘米。由于轮径大，车厢宽而进深短，而且又是单辕，为了加大稳定性及保护舆侧不被敌车迫近，战车的车毂一般均远比民用车的车毂长。如西庵出土的西周战车,车毂长40厘米，轴头铜軎长13.5厘米,总长度达 53.5厘米（图2）。根据对有关出土车辆主要部位尺寸的测定和比较可知，商周时期战车结构的变化是：轨宽逐渐减小，车辕逐渐缩短，而轮上辐条的数目则逐渐增多。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提高战车的速度和灵活性。　　战车为木质结构，一般在重要部位装有青铜件，通称车器，用以加固和装饰。轮轴是战车的关键部位，装于轮轴部位的车器主要有:长毂饰、、、儮、枒饰、軎饰、轴饰、辖等8种。其中、、儮合为一组，用以保护车毂。毂是轮轴穿合部，又是车轮栽辐之处，承重量大，所以此组车器是毂饰的核心部件。的外形为圆管状，的外形如短的截管, 儮的外形如中空的截锥体。装配时每一车毂两、两、两儮, 共六器分为两组，由车毂的内外两侧分别套入车轴（图3）。此外,还有将、、儮合铸为一的，即长毂饰。由于战车的车毂较长,作战时与敌车接舆近战，必须先行"错毂",、、儮(或长毂饰)的作用就是保护车毂在"错毂"时不致被碰折。此外还要在轴端加上軎饰。
　　
　　
　　西周中期以前，一般采用长型軎饰，其长度为17厘米左右；西周以后则通行短型軎饰，其长度在 8～10厘米之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 1件矛状车軎，通长37.5厘米，它不仅用于保护和装饰轴头，而且也是带有攻击性质的装置。车轴是战车驰骋时急剧转动的关键部件，为防损坏，战国时期已开始在轴毂之间装置铁锏，以减少轴毂的摩擦。据河南省洛阳市中州路战国车马坑出土实物可知，铁锏为半筒形瓦状，每轮 4块，均以铁钉固定在轴杆上。枒饰是包在车轮辋上的铜片，纵断面呈 U形，固定在轮辋上的接缝处。轮辋为双层结构，每层均由两个半圆形木圈拼成，里外两面的接缝错开，互成直角，造成每一轮辋有4个接缝处，用4个枒饰加以紧固。
　　
　　战车每车驾2匹或4匹马。4匹驾马中间的2匹称"两服",用缚在衡上的轭驾在车辕两侧。左右的2匹称"两骖"，以皮条系在车前。合称为"驷"。马具有铜制的马衔和马笼嘴,这是御马的关键用具。马体亦有铜饰,主要有马镳、当庐、马冠、月题、马脊背饰、马鞍饰、环、铃等。
　　
　　战车每车载甲士 3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称"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称"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只随身佩带卫体兵器短剑。这种乘法可以追溯到商朝。如在殷墟车马坑中,3名甲士分布两处,车后2人，舆侧1人；3套兵器,第一套华贵精美,余两套仅为一般的铜质,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兵器的品种也明显地有射御之分。据《左传》等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西周和春秋时期的乘法也与此相同。此外，还有4人共乘之法,称为"驷乘",但这是临时搭载性质，并非通例。除3名甲士随身佩持的兵器外，车上还备有若干有柄格斗兵器。据《考工记·庐人》记载，这些兵器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合称"车之五兵",这些兵器插放在战车舆侧，供甲士在作战中使用。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中有""，这是较早的一个车字，可以看出舆上高插兵器的形状。但是在实际出土的战车上，所配置的兵器品种却往往不象记载的这样齐全。
　　
　　国君所乘的战车称为"戎车"，其形制与一般战车基本相同。春秋中期以后，军队中出现了专职将帅，国君已经不必亲登战车指挥作战，因此戎车便失去其作为国君专乘的意义，而成为将帅的指挥车。
　　
　　每乘战车除车上的3名甲士以外,还隶属有固定数目的徒兵（春秋时期称为步卒，战国时期称为卒）。这些徒兵和每乘战车编在一起，再加上相应的后勤车辆与徒役,便构成当时军队的一个基本编制单位,称为一乘。这一情况反映出当时的军队以战车为中心的编制特点。商周时期的战车，是中国奴隶社会军事技术装备的集中代表，当时所使用的畜力驾挽的双轮战车，增强了军队的机动性；车上甲士的青铜兵器装备，发挥了当时兵器的最大威力；车上还配备有旗鼓铎铙，用以保证军队的通信联络和战斗指挥。作战时，甲士站在车上，徒兵跟在车下，而当一方车阵被击溃之后，胜负便成定局。所以当时的战争，主要就是战车之间的战斗。
　　
　　在车战的起始阶段，使用战车的数量较少。据《吕氏春秋》记载，夏朝末年，商汤与夏人战于，仅使用了战车70乘。商末，在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中，达到一次动用 300乘的规模。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兼并战争的加剧，战车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到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诸侯国，如晋国和楚国，拥有战车的数量已达4000乘以上。到春秋战国之交，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拥有大量步兵的新型军队开始组成。而铁兵器的采用和弩的改进，又使步兵得以在宽大正面上，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齐的车阵进攻。战车车体笨重，驾驭困难，其机动性受地形和道路条件的限制，遂逐渐被步兵、骑兵取代。但是，这一作战方式的演变过程是极其缓慢的，直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战车数量仍相当可观，大规模的车战仍然时有发生,如《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当时秦军的组成是"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但这时的战车已不再担负主要的作战任务，车战也不再是军队作战的主要方式。
　　
　　秦朝战车的乘法和使用情况，可以从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战车兵得到准确反映。尽管出土时木质车体已经朽毁，但从陶质的战马、甲士的分布情形可以看出：每乘战车仍然是前驾4马，甲士3人，战车的形制也没有很大变化。秦汉之交，汉将樊哙曾以轻车和骑兵攻破雍南；汝阴侯夏侯婴善用战车，曾 4次以战车突击立功；车骑将军灌婴曾以车骑追击项羽至东城。说明在汉初的战争中，战车仍然发挥着一定作用。大约到汉武帝年间（公元前140～前87）,汉王朝的军队为了与匈奴进行持续的战争，发展了大量骑兵部队,此后,战车在战场上便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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